梁中堂（梁中堂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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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梁中堂的基本信息
• 2、梁中堂的相关信息
• 3、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
• 4、中国生育率断崖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 5、第一胎是1977年11月18日,第二胎是1979年9月20日,这样能享受双女政策吗?

梁中堂的基本信息

指导专业：人口学

指导方向：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研究、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人口理论与政策研究 《人口素质论》 (1985)

《中国人口问题的 ” 热点 ” 》 (1988)

《中国农村妇女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问题研究》 (1992 ，合著 )

《生育高峰期的探索》 (1995) 等人口学、经济学著作 11 部

《对我国今后几十年人口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 (1979)

《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1984)

《试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中国式计划生育道路》 (1985)

《评宋健于景元的人口测算》 (1987)

《本世纪我国人口问题的症结》 (1992)

《关于翼城县试点情况的报告》 (1994)

《本世纪最后 20 年中国大陆妇女生育率变动研究》 (1998 ，合作 )

《中国生育政策评估》 (2000) 等人口学和经济学论文 100 多篇。

梁中堂的相关信息

1979年12月11-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的主题当然是人口控制问题了。令人完全可以感受到，会议的主题是迎合全国的气氛，有不少的人文章都是鼓吹“人口革命”，认为实行“一胎化”不仅可以削平中国人口生育高峰，而且是中国人口史上的革命。在发言中主要讲了实行“一胎化”政策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

（1）人口老化过程由于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十分严重。

（2）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

（3）经济年龄结构特殊，社会负担加重。

（4）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将带来直接的影响。

（5）人口政策的反复变化，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1979年12月，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梁中堂针对正在推行的“一胎化”政策，在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提出“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生育二胎的方案。5年后，1984年春节，已经是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在梁中堂的持续努力下，山西翼城试点“二胎”生育政策终于获得了国家计生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山西翼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终得顺产。

24年的超长试验中，该县人口非但没有暴涨，各个时期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所属的临汾市、山西省和全国水平。1982-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临汾市增长了30.4%，翼城县仅增长了20.7%。全县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平均下降近4个百分点，成为地区人口出生率、增长率、性别比比较健康的样本。

宽松政策更有利于遏制人口过快增长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经过10年“文化革命”，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极端，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各种矛盾都突出地显露出来，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由于我们囿于计划体制观察问题，就都把根源归到老百姓生孩子方面。1978年到1979年，一个不分城乡要求“只生一个”的政策开始形成。我当时刚从农村基层调到研究机关，感到让农民生一个孩子会给他们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在搜集资料后，我对“一胎化”政策的前景做了一些计算，发现“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将迅速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出现“4：2：1”的家庭结构，形成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倒金字塔”的人口年龄构成和劳动力减少等社会问题。

当时，我也以为人口过快增长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即在提倡城乡青年 “只生一个”和晚婚晚育的基础上，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1979年，“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已经在全国城乡广泛推行。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的目标后，主张“一胎化”的人又提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实行“一胎化”。可是，我按照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表明，十二亿是一个可以让城乡妇女平均生育2个孩子的目标。1984年春节，我根据计算结果写信给胡耀邦，建议用“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和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代替“一胎化”。中央将我的《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批转到国家计生委后，我的意见被否决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情报中心马瀛通和国家计生委张晓彤按照我提的办法重新测算并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实行这一办法。时任的一些中央领导明确肯定这一报告，要求有关部门测算并代中央起草文件准备在全国推行。可能是出于各种顾虑，有关部门没有做出行动。所以，我于1985年春节提出为了解除人们对放宽政策的顾虑，建议中央批准我在北方地区选择一两个县进行试验。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试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由于当时做试点时计划生育的口子把得非常紧，主管部门把账算得相当精细，我们就只在农村普遍放开了二胎，而城镇人口一直都没有松动的机会。

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

计划生育政策的诞生其实不是某些学者提出的，最初其实是上面某些大领导的意思，之后宋健等学者急着站出来为一胎化政策背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近刚好读到梁中堂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中《一胎化生育政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里面对宋健等人写人口测算这段历史有详细的考究，简单来说，就有上面领导计划经济和搞跃进的思想犹存，急于求成中本来就有一胎化之意，宋健等人在国外开会无意中听到了控制论能算人口，回国后没有详细论证和科学研究，投上所好写了些不严谨甚至是故意夸张扭曲事实的文章为一胎化政策背书…

书中字里行间都能看出来，梁老对宋健等人的通过政治投机换来后来平步青云的行为的不耻，梁老行文严谨而风趣，似乎是算准了将来这些投机学者早晚得为这一切还债

1、人口控制论宋健（火箭工程师、导弹科学家，国防派，强制一胎。）

2、人口统计学刘铮（马克思主义统计学家，负责计划经济的统计学派，温和一胎。）

3、马克思人本主义梁中堂（较为弱势的民间派，晚婚晚育和延长间隔二胎。）

最后取胜的是人口控制派宋健。

这个导弹科学家在欧洲出差碰到了数学家奥尔斯德（Geert Jan Olsder），两人相谈甚欢，奥尔斯德介绍了自己的人口理论，宋健从中得到了灵感，回国后就出台了人口控制论，认为中国必须采取强制措施的一胎政策，否则人口会暴涨到40亿，最适合中国的人口数量是7亿。

中国生育率断崖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比2018年下降0.46个千分点！

什么概念呢？

这一出生率是自1960年自然灾害以来的最低值，甚至比1949年建国之时还要低。

我国出生率在东亚已经排名倒数第二，逼近出生率极低的韩国，比日本的出生率还要低！

人口警报已经拉响，未来我国人口数量将史无前例地下降，而且这种下滑很难逆转的！

如，人口老龄化、夫妻养4个老人，还有两个孩子，延迟退休、养老费用不足，这些问题已经凸显出来，长此以往，家族传承，国家的发展和未来也会受到影响！

中国生育率断崖式下降，主要原因是什么？

年轻人的单身率大幅提高，中国有2.4亿人单身，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大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大城市剩女不愿意屈尊嫁人，这个巨大的矛盾导致了单身人口数量巨大。

深圳，北京。广州，上海，单身人数居高不下！深圳突破300万单身人数大关！

连结婚都不想了，还谈什么生孩子？

大城市的房子，教育是最大的问题！

有人说，高房价是有效的避孕药，就算很多人结婚了，也不敢生！

这几年，大城市的丁克也称为热门话题！

为什么二孩政策放开，生育率反而连年下降？

人口学家、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梁中堂：生育率是经济社会进步的结果，生育会日渐成为人们的自主选择，很难通过政策或宣传导向来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

机构改革把国家卫计委改为卫健委，计划生育这个关键词已经没了，意味着我们国家机关已经没有计划生育的职能了。

现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生产生活都已经不适宜生那么多的孩子。

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孩子，这是由社会多元化造成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记者问：目前我国的生育率具体处于什么水平？

梁中堂：目前我国生育率水平有多高，其实是说不清楚的，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人口总数到底有多少。

反正应该是一个很低很低的状态，甚至比日韩还低也不奇怪，一是因为他们没有管控人口的阶段，二是因为我们进入更高发展阶段，比他们更快！

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呼吁国家放开三胎，因为从人口数据看，确实是断崖式下跌！

我们也要看到现实的问题：上学难，看病难、买房贵，三大核心痛点，横在年轻人年前，这些现实的问题让已婚大城市的年轻人一个也不愿意生了，你还谈啥生二胎呢！

第一胎是1977年11月18日,第二胎是1979年9月20日,这样能享受双女政策吗?

 1979年9月马寅初被平反。 1980年代初中国发生第二轮人口论战，核心争议是控制人口的力度，一方是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等学者，论证必须实行“一胎化”；另一方是梁中堂，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即生育一孩后间隔8-10年可生二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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